老五的窝

       然而，正如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库兹尼克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哈里德·尤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产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想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人的记忆是可能的。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不利用它 ，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却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权，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利，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和自由：要么使用他们，要么失去他们。

         中华文明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火箭、指南针、地动仪。还系统地对太空进行了观测并将其记入史册。印度数学家发明了零，使算术得以顺利发展因而推动了关于量的科学的进步。阿兹台克文明建立了比欧洲文明还要先进的历法，他们能准确的长期预测星球的位置，而他们自身却被欧洲文明淹没和毁灭了。但这些文明中没有一个，克鲁默说，建立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学方法的科学。所有这些全部来自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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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第一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记下虚构的历史；第二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隐瞒真相；第三定律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有任何偏见和喜好的嫌疑。

       没有什么东西会因为不完美而失去真实。

                                            ── 法拉第

       科学与其他人类事业的差异不在于它的从事者们会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在于它的时对时错（这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共性），而是在于它构造各种可检验的假说，探索各种验证或推翻理论的确定性实验的热情，在于它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活力，在于它乐于抛弃那些被发现有缺陷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的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寻求更多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愿意进行对照实验，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证据，那么，我们寻求真理方面就会非常的软弱无力。机会主义和怯懦的结果只能是我们被一种意识形态的微风所击倒，而不能坚持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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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怀疑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识别荒谬和谎言的方法。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那个经过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从前提和出发点是否能得到这些结论，以及那个前提是否正确。

       这个工具箱中所包含的东西有：

•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其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权威们”以往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他们将来仍然会犯错误；
• 构造不只一种假说；
•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说，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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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具备的基本科学精神：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精神。

       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

       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给我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期盼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

       当我们自我放纵和放弃自我批判时，当我们将希望与事实混为一谈时，我们就滑入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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